“素人写作”和传统作家的写作有什么不同？素人写作可能会怎样影响未来中国文学的发展？针对近年来出现的素人写作新现象，11月29日，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与第一财经联合主办“以写作拯救生活：当代中国的‘素人写作’”工作坊。陈年喜、范雨素、胡安焉、陈慧、张赛、李文丽、邬霞等国内7位代表性的素人作家现场分享了他们的写作经历，学者们则从研究的角度谈了对素人写作现象的思考和观察。
今年是纪录电影《我的诗篇》在上海国际电影节上荣获金爵奖最佳纪录片十周年。这是国内第一部从诗歌角度切入工人题材的纪录电影，当时的巷道爆破工陈年喜、外资企业制衣厂女工邬霞，都是电影的主角。第一财经在专访《我的诗篇》导演时注意到打工诗人这个群体，此后，陆续报道了陈年喜、范雨素、王计兵、胡安焉、陈慧、邬霞、阿包、秦秀英等众多素人作家的创作。
“第一财经为什么会关注文学，关注素人写作？”作为国内最大的财经媒体的总编辑，杨宇东经常被问到这个问题。他读过陈年喜的诗集《炸裂志》，看了陈年喜在“十三邀”节目中讲述的矿山经历后很是感慨。杨宇东说，经过4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社会快速进步，但还有很多人在非常辛苦地，甚至用健康和生命换取幸福生活。杨宇东把这些普通人比作大河底部粗粝的泥沙、石头，他们无声，没被看到，但影响着河流的走向。他说，未来，第一财经还要更加关注广大普通人的命运，“这才是中国社会的基石，改革开放最终的目的，是基层人民的福祉”。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院长董丽敏在工作坊的开幕式上致辞时，谈了自己对素人写作的理解。董丽敏认为，素人写作现象的出现，和改革开放40多年来社会的急剧变化密切相关，一批来自平凡岗位的写作者脱颖而出。素人写作首先是素心之作，是直面生活、直面内心的一种写作。素人写作也可以理解为回到文学本源的写作——文学作品的起源，其实是跟劳动和日常生活中的感受联系在一起的。“但是，长久以来，文学创作领域变成了高端文化生产，从这个角度说，素人写作的革命性意义在于，很大程度上打破了文化被精英知识分子垄断的状况，打破了某些大家已经习以为常的刻板的创作壁垒，让文学艺术回归到更广阔的生活现场，回归到更广大的劳动者手中。”
工作坊上，学者们也从研究者角度，谈了他们对素人写作现象的思考和观察。中国艺术研究院教授卢燕娟说，她有一个很坚定的文学观念是：文学的审美标准、评价一定要是活的，一定要在一个时代中被广泛阅读，能够进入时代最普遍的情感经验，否则哪怕形式和技巧完成度再高，这样的文学都不是时代的文学。
卢燕娟以“外卖诗人”王计兵的诗歌《春天的车轮》为例，说她读那首诗的时候，正好父亲病重：“鲁迅文学奖和茅盾文学奖的作品，都没有让我落过泪，但是我读他写的父亲，‘如果，真的有另一个人间/三岁的父亲/也许正领着一岁的母亲/蹒跚在稚气满满的路上/也许正掐下一朵鹅黄/别在母亲斜偏的衣襟’，真的就是在路上哭了。”卢燕娟说，这种能够进入普通人人生经验的表达，是未来文学真正会生长出来的地方。
“以写作拯救生活”工作坊是2025年度上海师范大学文学周的活动之一，本次文学周的主题是“新时代都市文学与‘新大众文艺’”。上海师范大学是1949年后最早成立的地方性师范院校，经过几十年发展，中文学科学术成果斐然。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王宏超说，素人写作是“新大众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希望以工作坊为契机，联合各方资源走向文学现场，参与到与社会的对话中，让上师大中文系在未来成为素人写作研究领域的引领者。
最了不起的文学，都未必比生活本身更荒诞、更有力量和张力
写死亡不是为了卖惨，而是因为看到了这样的现实；写作让一些读者对快递员更宽容和体谅了，每次收到快递都会说声“谢谢”；文学没有带来前途和爱情，没有产生经济效益，但成为唯一的精神支柱……11月29日，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与第一财经联合主办的“以写作拯救生活：当代中国的‘素人写作’”工作坊上，国内7位具代表性的素人作家谈了他们对写作与生活关系的理解。
陈年喜：写死亡不是为了卖惨博眼球
作家陈年喜现场讲述了在矿山上打工时的一次经历。在他16年的矿山爆破工工作中，每个矿洞周围一定有一个矿老板精心供奉的神龛，大矿洞有大神龛，小矿洞有小神龛，神龛上供奉着土地公、财神等民间神仙，每月初一和十五，老板必定会给爆破工些钱，叫陈年喜他们去买香烛回来上香，替他拜神，求神保佑发财、平安。
陈年喜说，每次他都会悄悄篡改内容，求神保佑矿工们发财、平安。“十几年当中，每个矿洞我都是这样做的。后来我回头看，觉得这是一件荒诞、无奈，甚至充满血泪的事情，但也是再平常不过的一件事情。最了不起的文学都没有比这更荒诞、更有力量、更有张力，我觉得这是最好的文学。”
陈年喜说，一个普遍的观点认为，文学高于生活，但他在打工生涯中看到世间百态后认为，比起生活的沉重、丰富、复杂性，文学的表达远远不够。生活就像扑克牌，永远有A、B两面，大部分人看到的是光鲜的那面，聚光灯照耀的那面，看不到另一面。中国40年狂飙式的发展，是建立在细小的物质之上的，从高科技到民用产品，都建立在工业原材料的发展上。“金银铜铁从哪儿来？就是我们这样庞大的群体进行劳动，用我们的血汗，甚至我们的生命换取的，这就是生活的B面，这一方面或许比宏大叙事更重要。”
陈年喜说，有人把他看作“苦难文学”的代表，因为不管他的诗集《炸裂志》、散文集《微尘》，还是非虚构故事集《活着就是冲天一吼》，每本书里都有无数死亡。“有人认为我靠卖惨来博取眼球，恰恰不是这样的，我个人的人生，我个人的历练当中，我看到了这样的现实，看见了这样的生活。文学就是要去呈现这一部分。”
陈年喜在很多诗歌和文章里反复写过芦花，那是家乡峡河边再普通不过的植物。芦花花期非常漫长，从每年深秋持续到第二年春天结束，“它有韧性，有美好，有沉重，有身不由己，又无比坚定，就是这个世界和所有生命最好的象征”。陈年喜说，他也愿意在沉重的生活面前表达亮色，表达生命的光亮。“文学并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东西，文学和生活是一种平行的关系。它也不高于生活，也不低于文学，和生活彼此观照、彼此相连、彼此看见、彼此成就。”
范雨素：文学书籍使人可以“时空平移”
2017年4月，微信公众号“正午”上发了一篇育儿嫂范雨素写的《我是范雨素》，文章的开头极具冲击力：“我的生命是一本不忍卒读的书，命运把我装订得极为拙劣。”这篇文章在互联网上的总阅读量有一亿，可以说标志着素人写作正式走向公众。后来，范雨素出版了自传体小说《久别重逢》，如今，她在北京一边做家政，一边看书、写作。
范雨素说，这几年她最喜欢的一本书是美国华裔科幻作家特德·姜的中篇小说集《你一生的故事》，它是电影《降临》的原著小说。在故事里，主人公，一位语言学家，通过破译外星人的语言，知道了自己一生的故事，尽管命途多舛，但她依然走向既定的命运轨迹。范雨素认为，每个人一生的故事都留存在了地球上，命运没有好与坏，只有生命之力的强与弱。文学书籍使人可以“时空平移”，“一本书就是宇宙的一架飞碟”。当我们和文学为伴时，生命也可以如电影《瞬息全宇宙》一样，在多重的宇宙中选择自己的生活，自己一个人也可以当生命中的超级英雄。
就范雨素的人生而言，文字也是她生命开拓疆土的工具。她说，如果小时候没看过很多小说，就不会十多岁出门打工，不会在北京皮村文学小组遇见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慧瑜，也不会认识媒体“界面”的编辑，从而发表她的文章《我是范雨素》，“今天也不会坐到这里”。
胡安焉：读者说，对快递员更宽容和体谅了
胡安焉的《我在北京送快递》是一本现象级的非虚构写作，讲他20年里换19份工作的经历，2023年出版后，版权先后输出至英国、美国、荷兰、德国、法国、意大利、俄罗斯、日本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胡安焉说，他第一次知道素人写作、素人作家这个说法，是《我在北京送快递》出版后几天，接受媒体采访时听说的。他一度不认可自己是“素人作家”，当时他的理解是，素人指新手或者非专业的意思。他的写作始于2009年，距离2023年出版第一本书已有14年，也发表过一些作品，所以他认为自己算不上“素人”作者。那时，还有人说胡安焉是“网红作者”，“我觉得这些称谓或标签都是对人刻板和片面的概括，素人作者和非素人作者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
胡安焉比较接受的一种说法是，素人写作是那些职业与写作完全无关的人，写下自己的经历、感受和想法。这和他的文学观契合。胡安焉的文学观是：文学不提供现成的答案，不是为了传播某些思想观点或价值，而是触动读者对自身经验的重新发现和认识。
很多读者告诉他，看了《我在北京送快递》之后，对快递员更宽容和体谅了，每次收到快递都会说声“谢谢”。“因为之前他们不了解快递员的工作方式，比如快递员为什么总不接电话？当自己提出个性化要求时，快递员为什么总是拒绝？凡此种种，都缘于不了解对方的情况，只能揣测对方是素质低下或者冷漠等原因，而无法进行有效的换位思考。”
胡安焉说，他写下自己做快递员的真实经历和感受后，很多读者意识到，快递员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共情、同理心都是建立在人和人之间，你很难对一个抽象的概念共情。我想，在一个总体上良善的社会里，只有当不同处境、不同遭遇的人和群体能更多地了解彼此的情况和想法，良善才有可能产生作用，和谐才有可能最终实现，宽容、体谅、关心和爱的前提，是互相理解。”
陈慧：文学只是“猪油”“葱”“香菜”
作家陈慧上午在余姚梁弄镇摆摊卖小百货，下午在家休息、看书、写作，生活很规律。不过，她对工作坊的题目“以写作拯救生活”有不一样的看法。
陈慧认为，生活是生活，写作是写作，它们是互相承托的，普通人如果没办法生活好，写作拯救不了生活，“文学是普通人生活的调味品，不是说没有文学就生活不下去，我们吃白粥可以生活，但是放点蜂蜜、猪油、盐、葱，粥就更好吃，文学只是‘猪油’‘葱’‘香菜’，在我这里，生活放在第一位”。
尽管已经出了5本书，但陈慧不认为自己是作家。她说，自己的写作始于偶然，一开始只是为了纾解结婚后内心的苦闷，她喜欢写作，但与写作又始终刻意保持某种距离，写东西几乎不修改，否则就变成“工作”，挤占自己的生活了。
“我始终认为写作是一件很私人的事情，是跟自己相处的一种方式。我从来没有主动投过稿，可以理解为我懦弱，不向一个更高的顶峰去攀登，但是也可以理解为我是自洽的，不需要外界认可，我自己这样做就很好了。”
对于现在素人写作受到越来越多关注，陈慧觉得有点惶恐。“我本身是一个职高生，没有经过系统的写作训练。一旦走上这条路，公众对我们的期待就很高——你已经成为一个作家了，你必须写出更好的作品来。但是，人往上走，不可能就不往下走，我们不是完人。”
陈慧说，如果大家真正要珍惜素人作家，就应该理解作家们的背景、立场和本身的素养。“我会认真用自己的一些故事或是力量去感染更多的普通人来热爱生活，但是我从来不鼓励你们都向陈慧学习，都来写作。我一直认为，写作并不高于别的爱好，就是说打牌也好，国画也好，养花也好，瑜伽也好，还有音乐、街舞，所有一切能让自己愉悦的，都是高级的，并不存在写作比任何别的东西高级。”
张赛：诗歌这种文体契合工厂环境
张赛在工厂断断续续打工差不多22年，今年刚出版第一本非虚构作品《在工厂梦不到工厂：如此工作二十年》。
张赛做过工人、保安、快递员、外卖员，在工厂的时候写了大量诗。他说，诗歌这个文体和工厂的环境非常契合。
张赛曾在一家鞋厂工作，早上7点上班，因为亲戚是流水线上的“线长”，他可以比别的工人早两个小时下班，在午夜12点离开。“工厂工作时间长，获得不了意义感和价值感，劳动压力大，各种压榨，人就非常需要一个短平快的东西释放情绪。”有的人选择唱歌、溜冰、打网游，他选择写诗，“我写诗其实写来写去都是一句话，我好烦，我想回家”。
张赛还分享了他对已故打工诗人许立志的诗歌《远航》的理解。“我想在凌晨五点的流水线上睡去/我想合上双眼，不再熬夜和加班/此行的终点是大海，我是一条船”。张赛说，一开始，他觉得这首只有三句话的诗平平无奇，直到有一天上夜班的时候，在手机上又读到，“才发现这是一首伟大的诗”。
“上过夜班的人就知道，犯困是有规律的。晚上8点到12点一般不困，过了零点就开始犯困，到了早上四五点反而又完全没困意了，完全是清醒的。但是《远航》这首诗说的全是反话——凌晨5点我想睡觉，他为什么这样写？因为我们上夜班困，是被动的，没办法，凌晨5点不困了，反而可以主动了，就想闭上眼。‘此行的终点是大海’，在车间里怎么可能看到大海？只有闭上眼，你才能‘看’到大海。在这首诗里，我感受到了一种主动的精神，因为我的工作经历，会觉得这是一首伟大的诗。”
李文丽：写作让我有了自己的名字
57岁的李文丽也是今年刚出第一部非虚构作品《我在北京做家政》。49岁以前，她是甘肃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20岁结婚，到处辛苦打零工养大三个孩子。丈夫出车祸失去半条腿后，李文丽成为家庭顶梁柱，后来她姐姐去世，母亲也生病，对她打击特别大。那几年，原本性格乐观，下地干活都喜欢唱歌的李文丽，变得沉默寡言。
2017年，李文丽在手机上看到范雨素写的《我是范雨素》。“我就觉得很震撼，我的人生也是一本不忍卒读的书。她是个育儿嫂，怎么写得那么好？我也想去北京找范雨素。”
在北京，李文丽也从事家政工作，空余时间参加了范雨素所在的皮村文学小组。在志愿者老师们的鼓励和帮助下，她把内心的想法以文字和画画的形式表达出来。
李文丽用休息的间隙写了20多万字，画了几百幅画，还在文学小组看了很多书。读了别人写的故事后，她突然觉得好像自己才长大，知道去反思以前的生活了。李文丽说，当时她写东西，不是为了发表，只是觉得把在北京做家政的经历和在北京遇到的人记下来，以后哪里都去不了的时候，翻开看看，就觉得人生没有遗憾了。
李文丽出了书，办过画展，但是生活并没有太多改变，不过她很大的收获，是写作让大家都知道她叫李文丽，而不是某某人的妻子、某某妈、某某奶奶、某某家政阿姨，“我已经拥有了我自己，拥有了我自己的名字，我就很知足了”。
邬霞：文学没有给我带来前途、爱情、钱
在素人作家里，邬霞想通过写作拯救生活的念头萌发得最早，也最强烈。
她从小就向往城市，希望能上大学跳出农门，但是小学的时候数学成绩就不及格，初二那年实在读不下去了，选择辍学。她在深圳和妈妈一起，在同一家日资企业包装部打工。14岁的邬霞每天站着上班十多个小时，动不动还挨骂，身体上和精神上都过得很压抑。
她产生了写小说的念头，希望通过手中的笔来改变命运，逃离工厂，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得到别人的尊重。邬霞写了很多言情小说和诗歌，投稿的时候却都石沉大海。
后来，邬霞结婚，生了两个女儿，又离婚。2008年金融危机过后，她和妈妈一起打工的工厂搬到了越南，妈妈失业后一直摆摊维持生计，爸爸还病倒了，邬霞的生活变得很艰难。她几次想放弃写作，但是又出现种种机缘，让她坚持下去，先后出版了诗集《吊带裙》、非虚构写作《我的吊带裙》等。邬霞也是诗歌纪录电影《我的诗篇》中唯一的女主角。
“文学没有给我带来前途和爱情，没有产生经济效益，唯一的作用就是我的精神支柱。如果没有它，我不知怎么办，只要还有一口气在，我都会继续写下去。”邬霞说。
（本文摄影记者/吴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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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晓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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